在罹患疾病或陪伴重病親人時,書寫常常成為人們,尤其是文學家們,常常被視為具有最多病態徵狀的一個次文化族群,思索尚保有健康時,生命的意義或是價值感的傾斜與斷裂,疾病於是經常成為創作的動力,或是素材。
  從十六、十七世紀開始,就有紀錄疾病的小說、故事和傳記,而這類文本在十九世紀末的浪漫主義時期更為盛行。人們不再全然相信古典主義所崇尚的理性可以幫助他們面對病、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情,他們寧願相信自己身上發生的細節,疾病是那樣的張狂地充滿於想像的隱喻空間。
  在文學作品中,特別是長篇小說,必然會出現生病會是臨終的場景,生病往往提供了逃避現實、價值崩壞或是扭轉未來的契機;而臨終則總是會處及諒解、救贖與永遠不能實現的期盼與慾望的遺憾。這些景況,醫生作家們身兼二職的就近觀察不在少數,如侯文詠、田雅各、王溢嘉、莊裕安的散文或小說作品。另外,作為最親密的旁觀者,小說家朱天心、王文華、張大春等人,也分別透過書寫,描寫至親病中的那段時光,那種令人難以承受的體驗,並驚異的發現疾病是人類第一次得以能透過最質樸的型態全盤反省自己所能擁有的尊嚴與脆弱極限的機會,也可以是贈與至親摯愛的重要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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