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二魚文化 http://www.2-fishes.com/Detail.aspx?BookID=E022&IndexID=01
本書由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葉振富，即知名詩人焦桐主編。 內容分上下卷共收錄了２６篇散文，作者包括日治時代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軀─賴和、蔣渭水，醫生作家侯文詠、王溢嘉、王浩威，原住民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名作家蘇偉貞、李欣倫等，藉由身分與角色的差異，我們可以同時閱讀到讀醫護人員和病患的觀點，加以對照並進一步思考醫病關係與醫療人文的可能性。
見證的企圖與失落--淺評焦桐編《台灣醫療文選》
文/吳易澄、吳易叡
一本封面亮著人體的脊柱構圖，大筆俐落寫著「台灣醫療」的「文選」，這本由焦桐所編，二魚文化出版的散文集，就封面看來，似乎是出版社自許「人文工程」系列的豪情壯志下的產物。當然書一定要有人背書好看，這回封面印的是慈濟、成大與台大醫學院的院長「真情推薦」。
以台灣為場域，以醫學為文本範疇來編輯一本選集，該怎麼挑選文章，顯然見仁見智。不過這本文選既然以「台灣醫療文選」為題，自然要面對一些無可逃躲的問題。譬如，這本書是不是會成為被傳唱得有點造作的「醫學人文讀物」，會不會成為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教材。這般書名，將要如何擔負起為「台灣醫療」定調的重責大任？
一本封面亮著人體的脊柱構圖，大筆俐落寫著「台灣醫療」的「文選」，這本由焦桐所編，二魚文化出版的散文集，就封面看來，似乎是出版社自許「人文工程」系列的豪情壯志下的產物。當然書一定要有人背書好看，這回封面印的是慈濟、成大與台大醫學院的院長「真情推薦」。
以台灣為場域，以醫學為文本範疇來編輯一本選集，該怎麼挑選文章，顯然見仁見智。不過這本文選既然以「台灣醫療文選」為題，自然要面對一些無可逃躲的問題。譬如，這本書是不是會成為被傳唱得有點造作的「醫學人文讀物」，會不會成為醫學院校的通識教育教材。這般書名，將要如何擔負起為「台灣醫療」定調的重責大任？
幸好，面對「醫療」，焦桐沒有被困鎖在「會寫文章的醫生」的狹隘想像裡，這本文選分做上下兩卷。上卷大多是醫生的行醫感懷，下卷則是病人的疾病經驗。在上卷中，有些作品的確是不得不提的，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文章，始終傳達著深厚的族群認同、偏遠醫療資源的反省，以及對環境正義的抗辯；《台灣媳婦的心願》，是蘭嶼行醫記當中的接生嬰兒的故事。長期活躍於社運的詩人醫生江自得的《眾裡尋他千百度》，書寫在醫途上義無反顧地衝刺，到轉彎歇息，體驗生命美學的過程。也有長期在後山服務的黃勝雄醫師，在《醫師的誓約與醫學倫理》一文中記錄了歷史上幾個重要的醫詩誓詞。
不過上卷的文章選擇，似乎仍脫離不了以醫生的個體為本位的敘事方式，即使有我們所樂見的，打從賴和、蔣渭水的為文抗日(賴和《高木友枝先生》、蔣渭水《臨床講義》)，到邱小妹事件等社會問題的梳理(李源德《白色巨塔裡的吶喊》)，本書仍然只被框限在「歷史典範」、「人文表率」、「暢銷作家」與「醫界大老」的僵化標準裡。而這些標準到底能為「醫學」見證出什麼？又能與「文學」能夠游刃出什麼樣的干係？在對象的編選上，有商榷的空間。
而在下卷，也有令人驚喜感動的文章，如謝坤山的《驚悚的轉捩》，寫的是受傷截肢的心情自白。劉碧玲的《誰要早療》，寫發展遲緩兒的困境。如果在編選上多花些創意，在資料選擇上加入對歷史的想像、對社會資源問題的洞見，我們應該可以透過病人本身的見證，一一透視台灣早期醫藥落後時期的傳染病史(譬如書寫結核病的鍾理和，實在有被疏漏之憾)、工業化與職業災害，階級差異與就醫條件、甚至環境汙染、現代文明與慢性疾病。
以疾病經驗為主體的下卷，可惜的是只零星的收錄了少數在中時、聯合或文學獎等版面的作品。這些文章大多侷限在作家個人的生病經驗(馬逢華《病房散記》、李欣倫《你在我胃裡》等)，或是從與親人的生死討論生命哲學(蘇偉貞《來不及長大》、李黎《致弗瑞德‧雪曼醫師》等)，雖然篇篇都是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讀來也感人至深，但整體來看，內容卻遠不及上卷的豐富。在愈來愈注重疾病敘事的年代，論其質與量，都無以形構出一個「台灣醫療」當中的疾病樣貌。
甚者，《台灣醫療文選》上下兩卷的擘分，在意義上似乎可再討論。上卷的作者顯然是醫者，雖然不一定是醫師，但至少受過醫學教育；下卷的作者則是所謂的「病人」。如果要再細分文類，醫師(或醫療行為的施行者，或醫療資源的握擁者)的書寫、病人誌的書寫，甚至是醫師身兼病人的書寫，意義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站在醫療行為提供者的角度，作者所感受到的，病人有起色的安慰、自己的成就感，有時候是力不從心的無奈與歉疚。站在病人的角度，一個人生病，他所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是隱喻上的磨難，有些人也有因為疾病給予的特權而開始自大非為。單純去區分醫與病的這兩者的書寫者，是很平板的。醫與病，本來就是兩面大纛。到底在醫療場域以上對下的習慣之外，有無兩者的角色置換的可能？甚至，有沒有一個屬於「他者」的聲音？答案是有的，但是本書闕如。
文選更令人遺憾的疏失，是忽略了在當紅文學明星以及典範強人以外的人的創作。雖然編者已相當用心，並且謹慎地表示：「醫療散文是我杜撰的名詞，它自然還不能是一種文類（genre），權且作為一項主題學的研究。我所謂所謂的醫療散文乃針對醫療行為之書寫，包括醫師話語和病患話語展開討論。」然而，這些文壇明星的創作固然動人，但是也因為他們的文采，疾病的真實情境其實有無被還原、再現。選入「典範」與「強人」的片面論述，依然落入從中心發言的窠臼。這些彙編，到底屬於文學、時論、衛教文叢，還是倫理講義？這些(非全部)樣版文章被硬生生的套入「醫療文選」的桂冠，其實是一種很自我正義的做法。
若說後殖民論述是當前文學研究的一樁顯學，編者所鍾情的文章，倒很明顯的扣著「近代西方醫療」。我們在其中只看得見醫療被賦予的正面價值，忽略了西方近代醫療殖民台灣的生活史的結果。顯然，有些文章企圖為台灣醫療的生態定調，但在對整個歷史沿革、制度層面的了解不夠深入之下，會出現令人錯愕的評述，如「美國的醫療衛生界，也不是一無瑕疵，但其毛病往往是在於政策或行政方面，很少聽到病人抱怨醫生不盡職責、收受賄絡，或是護士冷落病人甚至苛待病人的事件。」 (馬逢華《病房散記》)也許這樣的論述可以表達個人對醫療生態的觀察，但是可惜在整體的編輯上並無法補足相同問題的面面觀。但其實真正遺憾的是，在編者所認知的醫療場域，台灣民間普遍採信的偏方、原住民的巫醫等，就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更耐人尋味的是，編者以SARS期間的人心惶惶作為文選的導言，這令人想起一樁往事：當初因為SARS，台北文學獎以「圍城」為主題。年度文學獎的作品，也都圍繞著這株病毒起舞。而有流行病學或是防疫學基礎認知的人都心知肚明，台北市的「圍城」，明顯是一個政策手段。透過市長的感性發言、透過媒體的刻意放大，一個名為「社會恐慌」的惡疾竟然被台北市文藝的主管單位這樣製造出來了！這是「醫療」和「文學」空前其後共襄盛舉的一樁盛事。雖然這件事在這裡言說並不是相當重要，但足見「醫療文學」難脫與「社會」既存，以及發展中的瓜葛。
果真如此的話，那麼賴和、一剛、蔣渭水這幾位『台灣文化協會』年代的作品，似乎可以外於上卷，自成一類。但是如果要這樣編，以「醫業為本妻、文學為情婦」，帶領鹽分地帶的文學運動(雖然這中間也帶有隱微的父權意義)的吳新榮呢？還有其他類似的人物跟他們的作品呢？不可諱言，若要面面俱到，是有相當難度的。但是反過來看，既然文選叫做《台灣醫療文選》，凡具有時代意義、普遍價值和事件特殊性的重要作品，能夠任意偏廢嗎？
以與我們切身的事件為例，對處理SARS或邱小妹事件的企圖，在文章編選上就有缺乏創意之憾，譬如李明亮醫師的《非典型委員會-防SARS委員會實錄》忠實地記錄了抗煞的辛苦時況，在關鍵位置的忙碌緊張與責任之重大；李源德所寫《白色巨塔裡的吶喊--從人球事件看台灣醫療改革》，著實點出了許多關鍵問題；但無論SARS或是邱小妹事件，甚至在文選中隻字未提的樂生療養院保存事件(若要補足時代性，樂生的許麗明阿伯寫的「寒霜林的歲月」，可看性更強)，我們在許多平面與網路都能看到許多第一線工作者的精采文章，缺少這些作品，總是失之草率。
「人文，只是臺灣醫師的業餘興趣，但這種興趣往往貢獻於比醫療更遠大的理想，我一直覺得，臺灣的醫師是知識分子的典型，除了專業能力、技藝，他們的社會角色還代表了人文素養，和人道關懷。」這句話，編者自有他要闡發的意義，不過仍然有破口。就這些以醫生個人為本的文選看來，即便有對歷史典範的供奉，有對人文素養、醫學倫理、或甚至所謂「醫德」的敬意與期許，卻仍然無可描繪出台灣的醫療的發展脈絡或是處境。或許焦桐在主編簡介裡面已有說明：「從小仇恨醫院，卻崇拜醫師」。
台灣近代知識份子由於政治氛圍，而只能以醫師為業，一方面明哲保身，一方面取得更多的資源從事反抗。這不能說「人文只是台灣醫師的業餘興趣」。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演變至今社會上沸騰的反醫情結，原先對一個醫者期待，後來的反向作用是什麼造成的？醫療文選如果脫離不了「從小仇恨醫院，卻崇拜醫師」這樣的矛盾，或是對於台灣島上形塑的特有「界裡的醫生(doctors within borders)」文化的理解，就可惜只能仰望高高掛起的崇高理想與道德標準，卻無從整理台灣社會在面對疾病時的心理，無從解放僵化的醫病關係，無從了解醫療本身的意義與位置的轉變過程。
最後不免要說的是，文學之所以迷人，在於他的容忍度遠比殿堂講授的義裡還要高。文學的發生之處，往往有我們不忍逼視的現實醜惡之處，這些複雜的情感、價值的辯論，往往在面臨一個令人痛苦，沒有孰對孰錯的癥結時，才會顯現。就像我們有時候說「poetic justice」，雖然在指稱一道「錯誤」，但是在一個為了某種程度良善而「不得不」的情境下，一則錯誤卻也可以是美麗詩意的。文選用上下卷近乎對立的形式，把文學形構的這些元素都差點排空了。我們所看見的，難保不像編者用証道的方式，向讀者宣揚了一場「對醫療行為之殷殷期盼」的政治正確。
當然我們還是相信這本書是的成形絕對是透過相當努力的，主編在《編選序》裡一一寫下了收錄各篇文章的緣由以及評論，也這樣說：「台灣的醫療散文在長期的耕耘下，已經創作出可觀的成果，接下來，恐怕是論述的展開了。」而我們的確要追問，我們的書寫以及所謂的論述，應該如何聚焦？
甫過世的美國文化批評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的前言如是說：「我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兒的真正情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想像。」台灣的醫療文學大多仍無法跳脫醫與病的對立觀點，於是缺乏角色互置的來回關照，也於是缺乏權力關係、倫理困境、生死難題當中理性的掙扎，於是也讓對醫療的想像仍趨於呆板。甚且，面對醫療中的衝突與荒謬，我們的文字書寫似乎還只限於傳達焦慮，卻仍無從見微知著地反映著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的肌理。
如果大家有印象，可知法國的卡繆書寫《瘟疫》，是如戳破集中營的屠殺，而又深深震撼著幾十年後被SARS困擾的社會。我們的疾病書寫，是否撐開了足夠的張力，足以扛起整個社會陷落的人性？足以道破文化的創傷？從記錄醫療的文字當中，我們應當洞見更為細膩的人性，描刻的更具體的文化脈絡，落實更激進的社會關懷。或許這本編選文集的嘗試未臻完美，但我們面對醫療、見證疾病的工作卻一刻也不能停頓。
引用自http://cgi.blog.roodo.com/trackback/44113
不過上卷的文章選擇，似乎仍脫離不了以醫生的個體為本位的敘事方式，即使有我們所樂見的，打從賴和、蔣渭水的為文抗日(賴和《高木友枝先生》、蔣渭水《臨床講義》)，到邱小妹事件等社會問題的梳理(李源德《白色巨塔裡的吶喊》)，本書仍然只被框限在「歷史典範」、「人文表率」、「暢銷作家」與「醫界大老」的僵化標準裡。而這些標準到底能為「醫學」見證出什麼？又能與「文學」能夠游刃出什麼樣的干係？在對象的編選上，有商榷的空間。
而在下卷，也有令人驚喜感動的文章，如謝坤山的《驚悚的轉捩》，寫的是受傷截肢的心情自白。劉碧玲的《誰要早療》，寫發展遲緩兒的困境。如果在編選上多花些創意，在資料選擇上加入對歷史的想像、對社會資源問題的洞見，我們應該可以透過病人本身的見證，一一透視台灣早期醫藥落後時期的傳染病史(譬如書寫結核病的鍾理和，實在有被疏漏之憾)、工業化與職業災害，階級差異與就醫條件、甚至環境汙染、現代文明與慢性疾病。
以疾病經驗為主體的下卷，可惜的是只零星的收錄了少數在中時、聯合或文學獎等版面的作品。這些文章大多侷限在作家個人的生病經驗(馬逢華《病房散記》、李欣倫《你在我胃裡》等)，或是從與親人的生死討論生命哲學(蘇偉貞《來不及長大》、李黎《致弗瑞德‧雪曼醫師》等)，雖然篇篇都是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讀來也感人至深，但整體來看，內容卻遠不及上卷的豐富。在愈來愈注重疾病敘事的年代，論其質與量，都無以形構出一個「台灣醫療」當中的疾病樣貌。
甚者，《台灣醫療文選》上下兩卷的擘分，在意義上似乎可再討論。上卷的作者顯然是醫者，雖然不一定是醫師，但至少受過醫學教育；下卷的作者則是所謂的「病人」。如果要再細分文類，醫師(或醫療行為的施行者，或醫療資源的握擁者)的書寫、病人誌的書寫，甚至是醫師身兼病人的書寫，意義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站在醫療行為提供者的角度，作者所感受到的，病人有起色的安慰、自己的成就感，有時候是力不從心的無奈與歉疚。站在病人的角度，一個人生病，他所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是隱喻上的磨難，有些人也有因為疾病給予的特權而開始自大非為。單純去區分醫與病的這兩者的書寫者，是很平板的。醫與病，本來就是兩面大纛。到底在醫療場域以上對下的習慣之外，有無兩者的角色置換的可能？甚至，有沒有一個屬於「他者」的聲音？答案是有的，但是本書闕如。
文選更令人遺憾的疏失，是忽略了在當紅文學明星以及典範強人以外的人的創作。雖然編者已相當用心，並且謹慎地表示：「醫療散文是我杜撰的名詞，它自然還不能是一種文類（genre），權且作為一項主題學的研究。我所謂所謂的醫療散文乃針對醫療行為之書寫，包括醫師話語和病患話語展開討論。」然而，這些文壇明星的創作固然動人，但是也因為他們的文采，疾病的真實情境其實有無被還原、再現。選入「典範」與「強人」的片面論述，依然落入從中心發言的窠臼。這些彙編，到底屬於文學、時論、衛教文叢，還是倫理講義？這些(非全部)樣版文章被硬生生的套入「醫療文選」的桂冠，其實是一種很自我正義的做法。
若說後殖民論述是當前文學研究的一樁顯學，編者所鍾情的文章，倒很明顯的扣著「近代西方醫療」。我們在其中只看得見醫療被賦予的正面價值，忽略了西方近代醫療殖民台灣的生活史的結果。顯然，有些文章企圖為台灣醫療的生態定調，但在對整個歷史沿革、制度層面的了解不夠深入之下，會出現令人錯愕的評述，如「美國的醫療衛生界，也不是一無瑕疵，但其毛病往往是在於政策或行政方面，很少聽到病人抱怨醫生不盡職責、收受賄絡，或是護士冷落病人甚至苛待病人的事件。」 (馬逢華《病房散記》)也許這樣的論述可以表達個人對醫療生態的觀察，但是可惜在整體的編輯上並無法補足相同問題的面面觀。但其實真正遺憾的是，在編者所認知的醫療場域，台灣民間普遍採信的偏方、原住民的巫醫等，就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更耐人尋味的是，編者以SARS期間的人心惶惶作為文選的導言，這令人想起一樁往事：當初因為SARS，台北文學獎以「圍城」為主題。年度文學獎的作品，也都圍繞著這株病毒起舞。而有流行病學或是防疫學基礎認知的人都心知肚明，台北市的「圍城」，明顯是一個政策手段。透過市長的感性發言、透過媒體的刻意放大，一個名為「社會恐慌」的惡疾竟然被台北市文藝的主管單位這樣製造出來了！這是「醫療」和「文學」空前其後共襄盛舉的一樁盛事。雖然這件事在這裡言說並不是相當重要，但足見「醫療文學」難脫與「社會」既存，以及發展中的瓜葛。
果真如此的話，那麼賴和、一剛、蔣渭水這幾位『台灣文化協會』年代的作品，似乎可以外於上卷，自成一類。但是如果要這樣編，以「醫業為本妻、文學為情婦」，帶領鹽分地帶的文學運動(雖然這中間也帶有隱微的父權意義)的吳新榮呢？還有其他類似的人物跟他們的作品呢？不可諱言，若要面面俱到，是有相當難度的。但是反過來看，既然文選叫做《台灣醫療文選》，凡具有時代意義、普遍價值和事件特殊性的重要作品，能夠任意偏廢嗎？
以與我們切身的事件為例，對處理SARS或邱小妹事件的企圖，在文章編選上就有缺乏創意之憾，譬如李明亮醫師的《非典型委員會-防SARS委員會實錄》忠實地記錄了抗煞的辛苦時況，在關鍵位置的忙碌緊張與責任之重大；李源德所寫《白色巨塔裡的吶喊--從人球事件看台灣醫療改革》，著實點出了許多關鍵問題；但無論SARS或是邱小妹事件，甚至在文選中隻字未提的樂生療養院保存事件(若要補足時代性，樂生的許麗明阿伯寫的「寒霜林的歲月」，可看性更強)，我們在許多平面與網路都能看到許多第一線工作者的精采文章，缺少這些作品，總是失之草率。
「人文，只是臺灣醫師的業餘興趣，但這種興趣往往貢獻於比醫療更遠大的理想，我一直覺得，臺灣的醫師是知識分子的典型，除了專業能力、技藝，他們的社會角色還代表了人文素養，和人道關懷。」這句話，編者自有他要闡發的意義，不過仍然有破口。就這些以醫生個人為本的文選看來，即便有對歷史典範的供奉，有對人文素養、醫學倫理、或甚至所謂「醫德」的敬意與期許，卻仍然無可描繪出台灣的醫療的發展脈絡或是處境。或許焦桐在主編簡介裡面已有說明：「從小仇恨醫院，卻崇拜醫師」。
台灣近代知識份子由於政治氛圍，而只能以醫師為業，一方面明哲保身，一方面取得更多的資源從事反抗。這不能說「人文只是台灣醫師的業餘興趣」。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演變至今社會上沸騰的反醫情結，原先對一個醫者期待，後來的反向作用是什麼造成的？醫療文選如果脫離不了「從小仇恨醫院，卻崇拜醫師」這樣的矛盾，或是對於台灣島上形塑的特有「界裡的醫生(doctors within borders)」文化的理解，就可惜只能仰望高高掛起的崇高理想與道德標準，卻無從整理台灣社會在面對疾病時的心理，無從解放僵化的醫病關係，無從了解醫療本身的意義與位置的轉變過程。
最後不免要說的是，文學之所以迷人，在於他的容忍度遠比殿堂講授的義裡還要高。文學的發生之處，往往有我們不忍逼視的現實醜惡之處，這些複雜的情感、價值的辯論，往往在面臨一個令人痛苦，沒有孰對孰錯的癥結時，才會顯現。就像我們有時候說「poetic justice」，雖然在指稱一道「錯誤」，但是在一個為了某種程度良善而「不得不」的情境下，一則錯誤卻也可以是美麗詩意的。文選用上下卷近乎對立的形式，把文學形構的這些元素都差點排空了。我們所看見的，難保不像編者用証道的方式，向讀者宣揚了一場「對醫療行為之殷殷期盼」的政治正確。
當然我們還是相信這本書是的成形絕對是透過相當努力的，主編在《編選序》裡一一寫下了收錄各篇文章的緣由以及評論，也這樣說：「台灣的醫療散文在長期的耕耘下，已經創作出可觀的成果，接下來，恐怕是論述的展開了。」而我們的確要追問，我們的書寫以及所謂的論述，應該如何聚焦？
甫過世的美國文化批評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一書的前言如是說：「我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兒的真正情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想像。」台灣的醫療文學大多仍無法跳脫醫與病的對立觀點，於是缺乏角色互置的來回關照，也於是缺乏權力關係、倫理困境、生死難題當中理性的掙扎，於是也讓對醫療的想像仍趨於呆板。甚且，面對醫療中的衝突與荒謬，我們的文字書寫似乎還只限於傳達焦慮，卻仍無從見微知著地反映著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的肌理。
如果大家有印象，可知法國的卡繆書寫《瘟疫》，是如戳破集中營的屠殺，而又深深震撼著幾十年後被SARS困擾的社會。我們的疾病書寫，是否撐開了足夠的張力，足以扛起整個社會陷落的人性？足以道破文化的創傷？從記錄醫療的文字當中，我們應當洞見更為細膩的人性，描刻的更具體的文化脈絡，落實更激進的社會關懷。或許這本編選文集的嘗試未臻完美，但我們面對醫療、見證疾病的工作卻一刻也不能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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